★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省图外文阅览室里面有科学和自然，是属于标准配置么？新的很，花瓶一样。以前在学校阅览室的时候也不见有人翻，水土问题。我还是抱起了一个花瓶看了一下，偶然翻到了里面一则还看得懂的科学新闻：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院（KAIST）与诺贝尔奖得主Laughlin不再续约。Laughlin的改革遭到研究人员的集体反对，结果无奈一拍两散只能准备飞机票了。

按理讲韩国人还是蛮开放了，聘请洋和尚来担任自己最高学术机构的领导人，野心也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机构之一。可惜，东方人组织里的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看来他要向雷诺和日产的CEO卡洛斯戈恩取取经。但是即使是失败，也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它的高级职位开始面向全球化的市场，相比这一点，中国的科学制度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扯开说一下science本身。其实science和nature相比一般的学术杂志里面有很多关于科学界的新闻动态，广告也奇多，这可能也是science只有十美元的原因之一。而关于科学界的这部分还是蛮有意思的，要知道科学家不是一种会产生各种定律和发现的神奇机器，一样都是五毒俱全的，科学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社会。其实如果对杂志常常涉及的某个领域有兴趣的话，里头的科学简报还不完全是天书。因为科学是定位在一本严肃的反映当今科学界发展动态的世界级权威杂志，里面的内容需要能过被各个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明白个大概，所以并没有非常复杂的过分深入细节的论文。大多都是重大发现写成概要的简报，然后在这种权威杂志上做抢先的发表。后续详细内容还会在本领域内的权威杂志或者副刊等等详尽的发表共同行验证参考。这些重大的发现当然也附有最关键的定量数据图表，保证研究的严肃和可靠性，在我看来，图和曲线就凝聚和说明了太多的东西，是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语言之一，尤其是试验科学。

而在科学门类日益庞杂和精细分工的今天，一本杂志无论如何无法覆盖到所有的方面。科学杂志的内容就不涉及技术，内容主要偏向生物，物理和化学等等较为基础的门类，其他较为旁支的学科可能几年才有一篇刊登。文章的研究主题要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在科学上够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科学爱好者，看看科学美国人也比不错，这是一本严肃的科学普及类杂志。别小看这本杂志，它的历史同样十分悠久，约稿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科学家。写成的稿子尽量通俗，但是期望完全读懂就不太可能了，这一点和时间简史倒有些类似。内容同样偏向基础科学，对于技术领域较少涉及，如果对比一下科技新时代那么你就懂我的意思了。

科学杂志和科学家一样，声誉是像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如果声誉遭受到打击那么很可能科学生命就会被轰成碎片。手上的这本科学杂志里面就涉及到国外的一些科学造假问题。

谈谈我对中国科学界的一些看法。中国科学界是相对封闭的，其开放程度相比国内其他领域还是相当落后，不比中国的移动市场强。科学活动大多数是靠国家的资金支持，在这种国内体制的大环境下，科学研究体制也不可避免存在严重的缺陷。无法建立可靠的科学监督机制，科学造假层出不穷，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以及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倒都是世界领先。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科学活动家和领导头头们各自得利的情况下，科学声誉这个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已经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受到极大伤害的是中国科学这个群体的声誉。中国的科学水平和它的国家规模是不相称的。

国内的学术杂志已经被研究生们认为并且无奈的搞成了一片垃圾场。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的时候（社会科学不知道），很少会有研究者会去参考国内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国内学术杂志的权威性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各种论文数量需要。国内优秀的论文不会投国内的杂志，而且中国学术灌水的黑抓已经伸向了国外的学术期刊，许多杂志由于接受来自中国的文章太多，影响因子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国内的稿件已经采取措施。另外在国内各学术机构的论文数统计背后，要注意到这些论文很低的被引用数也是普遍的现象。吹嘘数量掩盖明知的数量问题，领导们当然不是傻子。

许多不良教授一面叫学术打假，一面自己带头在SCI上带头灌水，浙大的郑强就是一例，此人年年都在永谦作一模一样的演讲，这个演讲以浙大教授爱国讲座等等标题流传在各种媒体上。声誉飙升，杂志采访，电视台采访，现在混到了高官，论炒作，绝对也是超男三甲。媒体的跟风可见一斑，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和背后对这种判断的知识支持。一次讲座后有同学知根知底的问他，说抗日，为什么还用日本车，他的回答说这和八路缴了日本人的机关枪抗日一个道理，赞这种答案。我不赞成抵制日货，没有必要，也不现实，也不合理。但是你自己主张的东西，却和自己的行为背道而驰，说明他是一个言行不一，犬儒的科学活动家。不过说回来真理和主张真理的主体是不同的（比如培根），这并不说明郑强演讲的真理性与否，还是需要读者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力。不知道还有多少教授渴望加入到炒作的浪潮中。

国内各种科学奖励和学术职位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奖励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评审过程是利益交换的平台。如院士一样的国内高级科学荣誉的评审靠人气，可以被某个科学机构长期垄断。学术造假的例子不胜枚举，上海交大汉芯，国防科大麒麟操作系统，北大田纲事件，而小的学术上的不诚实已经是大学里的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没有办法大家都要靠这个来混口饭吃。对于学术界这种负面现象的怀疑和制约的企图受到学术利益群体的严重打压，甚至可以封锁媒体。涉及到身家性命，和生产效率来比，这一点倒是效率奇高。公众由于渠道有限和受到各种具有欺骗性的宣传对科学界的现状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停留在几篇报告文学的阅读和想象上。并不能对科学制度的逐渐完善施加压力，而且也没有这个权力。

国家的教育和科研并不对市场负责，对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及不敏感，本质上是一些同样运转效率低下的垄断国有企业。这样能期望得它能够提供合格质量的教育么，就连各级教育中浓厚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削弱。另外大部分教职人员无法也无心传递给学生市场所真正的需要的技能，真正拥有这些能力的人不能进入教育机构，造成了中国同时存在劳动力短缺和极大的就业学生失业，而正规教育之外能够迎合市场需要的民间教育机构的火爆。但是民间的教育组织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能够生长的环境，没有和公立教育机构一样平等的竞争地位，只有管权不管事的监管部门，鱼龙混杂。能够期望它得到一个很高水平的发展么？然而这种教育和科研还能运转下去，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封闭，而且对公众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它不对外开放，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对民间平等的开放。没有健全的体系制度的支持，再好的开始都会结束于灾难。

转回来，Laughlin接受韩国最高科学机构的邀请担任它第一任非本籍行政领导，要对这个机构进行改革使它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机构之一，看来韩国人野心不小。难怪最近出了世界级的科学造假案，可能是国民心态太急。看过一个美国的生物学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跟随他的韩国籍科学同行来到韩国。在那里他们被安排参观一间小学，那所小学的校长让全校的师生都出来迎接他们，仪式隆重，他从来没有想到做科学还能享受到如此的待遇。但是你能够理解这种情形，因为多么相似啊。因为长期在科学上大大落后西方，在东方社会这种对科学不理性的崇拜还影响深刻。科学家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群体，科学家的社会里面也有明星制。但是现代科学已经不太容易出现像爱因斯坦那样影响全人类的科学家，即使是明星科学家的声誉影响也局限在极为狭小的研究圈子里面。即使是这样也还是从优秀的科学家群体里面万里挑一的。如果你是为了声誉而想成为那种明星科学家的话，那么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只能说是一笔极不合算的投资。一旦决定以科学为事业，那么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并且明确的问自己有无这个兴趣，这个耐力，这个天赋，并且还要等待机遇，运气是不可回避的因素。许多人并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动机，因为他们脑子里面读书是一个不断往上爬的模式，读多总没有错。其实科学工作者本身还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人。如果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声誉上，而不是内部的对获取知识的满足那么恐怕要失望了。

如果你没有生在科学和教育发达的国家，或者较早的融入这个体系，那么这种渺茫的成为明星科学家的希望就可能要被吹灭了。因为在同样的时候，你在世界上的同路人已经超过你太多，太多了，无论你怎么样的努力，还是不能扭转。科学成果的竞争是全球性的，特别是不具有国家民族性质的自然科学研究让人没有可以依赖的特点。科学研究中环境的影响（例如导师）是不可估量的，像爱因斯坦一样的孤胆英雄不大可能复制在第二个人身上，围绕在某个著名科学家周围的明星科学家群就说明了这一点，卡文迪许实验室被称为天才的幼儿园，这些人在非洲还能够成为天才么。如果你坚持在原来的环境中，你将继续的拉大距离，如果你加入新的环境，那么你的发现可能使你放弃这个事业，太多的中国留学生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在六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杨振宁是在西南联大读完研究生，再到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课程；李政道是在美国师从费米；丁肇中大学阶段开始就在美国读；李远哲是台湾读的书，美国读的博士；崔琦在香港读完中学，后赴美国就学；朱棣文则是美国移民第二代，和中国教育不沾什么边。总的来看和传统中国教育环境的关系很有限，和1949年后的中国更是碰不到边，完全是美国科学教育的成果，说明了科学环境的影响。国内学术界有声誉的科学家都是在国外留学师从牛人，比如钱学森，钱伟长和冯卡门，钱三强和居里，谈家桢和摩尔根等等。在回到中国以后这些人的学术生命就终画上休止符了，比如钱学森，比如华罗庚。而和华罗庚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没有选择回国的陈省身，陈成为了几何学大师，并获得了象征数学界最高终身荣誉的沃尔夫奖。华罗庚的精神可能值得佩服，但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学术价值，当时并没有这个环境，他只能整天忙于推广领导们的统筹法，科学需要热度，远离了学术的前沿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要以为科学家都是书呆子，许多科学家都有杰出的领导才能甚至强硬的政治手腕，作为科学领导者没有这些品质不能够存活。出色的科学机构或者科学工程的领导人，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哥本哈根研究所的波尔，加州理工学院的巴尔的摩，加州理工学院三驾马车的密立根都是杰出的例子。这个Laughlin有没有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定是重要的实验室的领导者，带领着一个出色的实验团队支持他，没有组织和领导才能可不行。除非你是搞理论或者搞数学的，有可能一张纸一把笔可能外加一个合作者就OK了，而且理论科学的合作也是日趋加强。可惜啊，韩国人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改革受到了无法克服的阻力，研究人员联合起来弹劾了这位同志，研究所不再和他续约。最后当然是各说各理。真相永远是搞不清楚，也懒得去管，在成为了记者的弹药齐射一轮以后，剩下的就让它去吧。在硝烟散尽已久，也许我们可以从各方沉淀下来的陈述中得到一些启示。时间会告诉我们。

一些杂乱的感想。